乡村变奏

在山西省北中部的忻州市高城村和代县阳明堡镇，一位叫张和万的农民应邀在异地讲台上为几十号农村干部讲授农业科学技术的时候；一位叫丁瑞的农民在办公室拿起无绳电话，拨几个号码福建的几十万只种蝎就立刻调运到广东的时候，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感受到了自己的价值、能力，乃至生命的意义。

然而，所有这一切，在20年前却被贫穷和愚昧所埋没，自己都觉得活着没劲。

那时候，人们活着的唯一愿望简单到了再不能简单的程度：填饱肚子。白天想的，晚上梦的，春种秋收，年复一年扑闹着的似乎也只有吃的东西和与生存息息相关的粮票布票棉花票肉票等形形色色的票据。

那时候，乡村美丽却封闭落后，农民醇朴却缺乏文化知识。就连村干部也大都不识字，拿着布票当粮票使，生出许多笑话来。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改革开放，对中国亿万农民来说无疑是一次历史性的跨越和前所未有的精神解放。当然，处于急剧转型的新时期，不少农民缺乏思想准备和心理承受力，乡村变的零乱、无序和飘忽不定。农民中不论是坚守土地进行变革，还是离土不离乡、离土又离乡闯入城市甚至飞出国门，其实都在经历着一场艰难的选择和从未有过的灵魂的震荡与洗礼。

张和万初中毕业，在3000多口人的高城村也称得上一位小秀才。改革的春风吹来之后，他仿佛一夜之间有了一个活身子。当周围的农民还在左顾右盼心存犹豫的时候，他第一个进城做起买卖。摊子不大，也无固定经营范围，反正是碰到啥做啥。做了一段时间又开了油坊，收麻子卖油。生意越做胆越大。不久，又乘火车北上奔赴内蒙古倒贩牲口。在蓝天白云下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张和万童心勃发，禁不住手舞足蹈地唱起来，跳起来。时隔20年，张和万每每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还觉得好笑，说那时候自己真像一只刚刚飞出笼子的鸟，有那么一种轻松自由但却是瞎碰乱撞的感觉。

几年闯荡，他苦没少受。其实并没有赚了线。

也有暴发了的农民。

丁福柱就是一例。丁福柱是丁瑞的父亲。1980年，土地刚刚实行大包干，他就贷款购回4台大型拖拉机在当地跑运输。同时，还开办了石灰窑卖石灰。头一年下来就干赚了5000多元。丁福柱满面春风趁热打铁，两年后，又一次性筹集资金购回了9辆大型卡车专事长途运输业务。

按照丁福柱自己的话说，那几年真是干得顺当，手不论伸到哪里，一摸就是钱。令丁福柱引以为豪的除了钱还有显赫的名声。他说，当他被评为忻州地区劳动模范披红戴花上台领奖和乘坐着属于自己的华沙轿车走南闯北跑业务，途中偶尔与县委书记乘坐的212吉普车相会并互送微笑的时候那才叫春风得意。过后想起来，都令人迷醉。

丁瑞亲眼目睹并真切地感受了乡村的变革和父亲作为镇里一个普通农民先富起来的全过程。本来，他可以在父亲所营造的天地里轻松自在地延续和扩大父亲的家业，在人们的钦羡与礼赞中从容潇洒地展示自己的才华，闪耀自己的青春。但他恰恰没有这样做。他苦苦思索的却是更深一层地开掘自己的人生价值，实现更高更远一些的目标。

那是1992年春天，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在中国大地正掀起一轮经济建设高潮。高中毕业后的丁瑞在父亲眼皮子底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投资3000多元，订了几十种科技报刊。并且更加勤奋地读书学习。他一边用知识“装备”自己，一边抓紧时间疏理、研究来自各方面的科技信息，寻找适宜自己开发研究的项目。当时，他已经意识到在中国乡村凭胆量和运气致富的机会已经过去，希望和出路已经转移到一代高素质的农民身上，转移到依靠科技手段，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开发应用上来了。

同一年，张和万做买卖、开油坊、倒贩牲口受挫后，经过较长一段时间的反思，也在苦苦寻求更具挑战性的科技项目。

阳明堡镇人多地少，人均只有三分土地，丁瑞父子做离土的文章显然是明智之举。而高城村土地不缺，人均2亩多，且经过近几年改良都肥的流油。关键的问题是采取科技手段，让土地增值。经过一番痛苦的选择后，张和万又回过头来把自己后半生的希望寄托于脚下这片土地。

应当承认，经过几年改革的实践，中国乡村的亿万农民无论是先富起来的一部分，还是正在摆脱贫困的一部分；无论是离开土地的一部分，还是守着土地的一部分，发热的头脑都已渐渐冷静下来，变的成熟而稳重。他们回望过去几年中的幸运与闪失，成功与失败的同时，都已开始思考更深层次的东西，探究自己发展速度缓慢或者落伍的缘由。总之，社会变革的加快，相应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变革。

经过一番深入细致的考察论证，张和万只身一人，毅然闯入京城从专家云集的中国农科院花卉研究所引进新技术，组织本村20户农民在40亩机动地里搞起了青椒制种。

最初有人不理解。包括张和万本人也有点茫然：偌大的中国农科院面对全国辽阔的疆土和数以千万计的有识之士，为什么偏偏选中了忻州市高城村这片土地，为什么却看中了张和万这么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民？就这么简单的一面之交便得到北京预付的几万元专项科研基金？

以后的几年中，张和万一方面自己带着问题一趟又一趟地去北京请教，一方面邀请北京的专家们一次又一次地来高城现场指导。经过几年合作，张和万和专家们处成了事业上非常要好的朋友。有一天，专家们来到高城，在墨绿色的青椒制种田里才把最初的想法告诉了他。专家们说，当初我们决定与你合作是因为看出你有知识，有责任心，又有科学头脑，是个干事业的人。

张和万再一次感觉到知识的重要。

与张和万相比，丁瑞的起步却艰难的多。

24岁的丁瑞从大量信息中选中了全蝎、药鳖的养殖和开发研究。丁瑞认为全蝎和药鳖既不与人争地、争食，也不与本地土特产品争市场，有着十分广阔的发展前景。

1993年春节刚过，丁瑞便打点行装，登上南下的列车。

第一批，丁瑞就引进价值7万元的种蝎。不久，又引进一批药鳖。

从此，丁瑞一头扎进这可怕而有趣的昆虫世界，把自己所有的时间、精力乃至希望和命运全部押在了这些小精灵身上。人说汗水不会白流，可丁瑞一段时期的汗水却白流了。按照传统方法养殖的种蝎不但生长和繁殖缓慢，而且在冬眠和复苏期出现了大量死亡。眼睁睁看着大片大片的蝎子死掉，丁瑞急得欲哭无泪。这死掉的不只是钱，是自己的自信和希望啊！

丁瑞翻书本、查资料、搞试验、打长途向各地专家们请教、求援。但收效甚微。

目睹大片大片死掉的蝎子，丁福柱比儿子更急。他责备儿子当初就不该选择这些有生命的小东西打交道，即便想试一试，也不该投入这么大的本钱，云云。对于父亲的埋怨，丁瑞不在意，也不去解释。因为父亲不懂，解释也不顶事。丁瑞依然一门心思寻找原因，研究根治办法。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一个雪后初晴的早晨，丁瑞在忻州市郊区一家蔬菜大棚购买新鲜蔬菜时，这里日光节能温室种植蔬菜的办法突然触动了他，使他一下子茅塞顿开。回到家里，他便试着将这一技术应用到蝎子的养殖上。投资40万元建起了全蝎房，增加了保温保暖设施。这办法真灵，不但有效地控制住了蝎子的死亡，而且它们的生长速度和繁殖次数也明显加快和增多。

以后几年的潜心研究和探索，丁瑞不仅创造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效益，而且独创出“单元式规模立体恒温快速养殖法”、“蜂巢式立体恒温快速养殖法”和“小单元立体分层单居独孕繁育法”等系列养殖高产、优质、高效的新技术。经反复试验，采取这一新技术养殖全蝎经济效益比传统养殖法提高了两倍多。之后，丁瑞又把这些新技术分别写成近10万字的论文，在省内外报刊发表，立刻引起同行和专家们的关注。各地专程赶来引种和学技术的养殖户与日俱增。1997年初，在中国科学院生物研究所专家们的指导下，丁瑞又在家乡阳明堡镇首创了一个以全蝎和药鳖为主要养殖和研究对象的生物资源开发应用研究所，并担任所长。如今，年创经济效益上亿元。

跟丁瑞一样，张和万所从事的青椒制种新技术虽说充满艰辛，但也获得了成功。

同样是一亩地，按照传统的模式种植玉米，年景好一点，一年也只能收入五、六百元，而张和万使用科技手段，从事青椒制种一年则收入五、六千元。土地一下子增值10倍。如今，张和万已经把青椒制种扩大到28户24大股，制种基地也从1995年的110亩，1996年的200亩发展到现在的300多亩。几年中，每年创利润100多万元。

前前后后发生在张和万和丁瑞父子身上的变化，使高城村和阳明堡镇的农民们发现了人的价值和知识的价值，使那些刚刚摆脱贫穷和依靠做买卖、跑运输、揽工程刚刚赚了几个钱便小富即安的所谓大款们再一次看到了山外山，天外天，再一次坐不住了。高城村的农民纷纷在土地上加大了科技含量和资金投入。大棚蔬菜、制种田、双高田等农业科技项目应运而生，遍地开花，高城村很快变成了远近闻名的科普村。人均年收入与20年前相比较提高了20倍，与改革初期相比，也又有了新的飞跃。